弱水河畔古都邑，丝路明珠金张掖。

弱水之滨的文明火种自五千年前已然萌发，这条被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为“导弱水至于合黎”的古老河流，见证着张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特殊坐标。

甘肃张掖，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的河西走廊中部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。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“张国臂掖”的雄浑号令，使其成为控扼丝路的战略要冲；北凉沮渠蒙逊在此建都开创凉州文化盛世；元朝甘肃行省治所的确立，更凸显其西北经略枢纽地位。

文明的馈赠在这里层层累积——东灰山遗址解构“满天星斗”迈向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，山丹军马场延续着两千多年的军马牧养传统，1400多年前焉支山下的“世博会”彰显“混一戎夏”的治理智慧……

让我们走进张掖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撷取其中的若干文化名片，在时空的褶皱里，触摸历史脉搏、感知文明温度。

▲焉支山一瞥

东灰山遗址：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

张掖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分布着东灰山四坝、壕北滩、红崖子、西城驿、平原堡等诸多新石器时代至夏初的遗址群，其中距今5000多年的东灰山遗址，为解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实证。

考古研究表明，东灰山先民在体质特征上与玉门火烧沟、武威沙井文化群体具有亲缘性，更与中原殷墟中小墓人群存在显著趋同。这种人类学特征揭示出早期河西走廊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，为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普通小麦、栽培大麦和高粱遗存，实证了我国旱作农业起源的多元性；其砷铜冶炼技术更是领先世界，展现出卓越的科技创造力。从精神信仰层面考察，该遗址出土的男性石祖和女性白石牝器，既是生殖崇拜的具象表达，更是阴阳观念的原始雏形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这种具象符号经历史演变，最终升华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哲学理念。

有考古学家作出新石器时代社会同步发展的论断，这在东灰山遗址得到印证。该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说明，在新石器时代，随着包括张掖在内的各地区间交流互动的加强，呈现出文化趋同的发展态势。正如苏秉琦先生“满天星斗”论断所揭示，各地区文化在保持特色的同时，通过技术传播、观念影响形成共同文化基因，最终熔铸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。

山丹军马场：久负盛名的国家马场

山丹大马营草滩，古称“汉阳大草滩”，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马营盆地，自古为优质牧场，具有数千年的养马史。

夕阳下的山丹马场胡双庆／摄

先秦时期，祁连山地属雍州，山丹大马营草滩为戎羌驻牧地，秦代由西迁的月氏、乌孙等部族占据。汉初匈奴崛起，草滩遂成为匈奴浑邪王治下核心牧区。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发动河西之战，驱匈奴于漠北，部分匈奴部众东迁后逐渐融入中原。这片草滩不仅是丝路文明交汇的见证，更折射出古代游牧与农耕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。

西汉时期，汉武帝设立牧师苑，大马营草滩便成为国家战略马场。西汉马政体系以太仆统辖，下设牧师苑令专司军马繁育，开创冷兵器时代军马供给制度先河。魏晋时期，前凉政权在此设置汉阳县强化马政管理，北魏孝文帝时存栏量突破10万匹，成为京师军马的重要牧场。隋炀帝西巡张掖，诏令在大马营草滩设牧监。唐太宗李世民命太仆张景顺、李思文等经营河西马政，鼎盛时期全国军马七成源于此。

辽宋西夏时期，河西地区仍为养马重镇。明清两代延续官牧制度，清代更因西北边防需求，将甘州大草滩列为战略物资基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军马场持续为国防建设输送战马，直至2001年移交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，方终结2000余年的军备使命。

作为祁连山北麓水草最丰美的天然牧场，大马营草滩凭借独特地理优势，创造了冷兵器时代单一场域持续育马的超长纪录。其承载的不仅是马种改良、牧养技术的演进史，更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北、保障边疆安全的战略缩影。从青铜马蹄铁到现代种马培育，这片草场见证了中国马政制度从军事驱动到民生转型的完整轨迹，在世界畜牧史上书写了独特的篇章。

北凉故都建康郡：三迁都城与民族融合

五胡十六国时期，卢水胡沮渠氏建立北凉政权。时值后凉龙飞二年（公元397年），沮渠蒙逊兄弟借吕光政权内乱之机，拥立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，改元神玺，定都建康郡（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古城）。次年迁都张掖，开启北凉经营河西走廊的阶段。

北凉时期，军事上向西拓展至十二郡，控制高昌涉足西域；政治上沿袭中原职官郡县制度，推行汉文化并崇奉佛教。这种治理模式不仅为沮渠氏后续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，更促进了河西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
公元401年，沮渠蒙逊政变夺权后，采取灵活对外策略，初期臣服南凉，继而与西凉结盟，集中力量先后击溃后凉与南凉。公元412年迁都姑臧（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），称“河西王”，标志北凉进入鼎盛期。至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姑臧前，其西控西域、东据河陇，成为河西走廊最具实力的地方政权。后姑臧被北魏攻破，沮渠无讳、沮渠安周在河西酒泉、敦煌短暂坚守，于公元442年将都城迁至高昌，重建大凉政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张掖建都时期（公元398—412年）虽仅有15年，却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：其一，形成军政制度框架，沮渠氏在此积蓄力量完成由弱转强的蜕变；其二，清除后凉残余势力，为最终定鼎姑臧扫清障碍；其三，通过佛教传播和商贸往来，促进河西走廊胡汉文化深度交融。

北凉政权存续64年间，历经三次迁都（建康—张掖—姑臧—高昌），始终维系着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往来、和谐交融。尤其在张掖时期实施的中原郡县制，不仅为北魏治理河西走廊提供了范本，更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留下深刻的民族融合印记。

焉支山盛会遗址：中国历史上的首次“世博会”

焉支山位于今张掖市山丹县东南，属祁连山北端支脉，为黑河与石羊河水系的分水岭。自张骞凿空西域，中原与西域往来日盛，西域诸部深受中原文化影响。

隋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隋炀帝派遣裴炬赴张掖主持与西域互市。裴炬广泛搜集西域地理、民俗、物产等资料，撰成三卷《西域图记》（今佚），并向隋炀帝谏言：“越昆仑而跃马，易如反掌”“诸蕃即从，浑、厥可灭”，力陈经略西域之利。

为巩固边疆、畅通丝路，隋炀帝于大业五年（公元609年）亲率大军西巡，经大斗拔谷（今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）抵张掖，随后在焉支山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“万国博览会”，接见西域等城邦27国使臣。博览会上，展陈西域珍宝，上演胡旋舞等。隋炀帝设观风行殿宴款请使臣，将献地首功的伊吾吐屯设、高昌王置于御座之侧，余者列于阶下，通过座次彰显恩威并施的政治智慧。此次西巡，开创了中原王朝君主西巡河西之先例，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方的管辖，更推动丝绸之路贸易进入新高峰。

焉支山博览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场“宣示国威，怀柔远方”的盛会，通过万国来朝强化了“混一戎夏”的政治整合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。自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后，中原王朝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断续管辖，至隋焉支山盛会重铸丝绸之路秩序和繁荣，不仅恢复了汉晋边疆治理传统，更为唐代及后世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祁连山北昭武城：丝路纽带中的文明交融

“昭武”系今张掖临泽县旧称，从汉至晋使用近400年，西晋避文帝司马昭讳而改为临泽。据《隋书》《北史》记载，康国乃康居后裔，其王姓温，本为祁连山北昭武城月氏部族，后为匈奴所破西迁葱岭立国。其分支诸国皆冠昭武之姓，以示不忘祖源，史称“昭武九姓”，其名即源于故地昭武城及月氏渊源。

月氏西迁后建立贵霜王朝，公元3世纪后解体形成诸多绿洲邦国，分布于当今中亚的索格底亚那、费尔干纳及巴克特里亚等地区，即中国史籍所载“昭武九姓”诸国。历史研究表明，自两汉至隋唐，月氏后裔始终活跃于河西走廊：汉简中已见张掖地区康、史、安、曹等姓氏记载；两汉之交的张掖太守史苞、酒泉太守竺曾（月氏高僧竺法护支姓族人）皆属月氏系统。

十六国时期，康、史、安、曹、何等粟特化家族以河西大族身份深度参与五凉政权，虽保留有一些中亚习俗印记，但久居河西后不仅在血缘上、更在文化上都与当地人有了充分交融。这些家族始终传承着“祁连山北昭武城”的祖源记忆，将昭武城视为精神象征。

至唐代，昭武九姓群体进一步深入中原，除承担丝路贸易职能外，康、史、安、曹、何、米等姓氏普遍与当地人通婚，进一步实现深度融合。以月氏人的直系后裔“支”姓人群为例，他们从西域迁至河西，再到中原和江南；《支彦墓志》称其是酒泉人，是周大夫伷的后人，旨在表明支姓是华夏之正宗；《支敬伦墓志》《支成墓志》《支谟墓志》等皆记志主爱好儒学、文化修养很深，等等。

在张掖回首往昔，可以清晰地看到粟特商队与河西大族、西域及中亚城邦与中原王朝的双向互动，展示了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图景。

    作者汪晓瑞为甘肃省张掖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，蔺海鲲为河西学院教授